刘阳收到的恐吓邮件录音这次总算没有再流出去, 但录音里的内容却清晰地显示出，被绑架的小孩儿的生命安全受到了严重的威胁——他不仅被割掉了一只耳朵，而且还遭到了绑匪的虐待和毒打。
从绑架案移交到他手里那会儿开始, 沈大队长和他手下的刑警们，几乎每个人都没有阖过一分钟的眼, 人人都熬得金睛火眼, 胡子拉碴，即便是在十二月的隆冬时节, 四处奔波下来, 身上的衣服也早就被汗水浸透, 湿了干、干了又湿，这会儿都馊得不像话了。
沈遵将抽空的香盒团吧团吧丢进垃圾篓里，身上从路过的一个男警的前襟口袋里搜出烟盒，点燃抽了一口，嫌这个牌子的烟味太淡了, 将剩下的半盒烟丢回给那警员, 无比烦躁地抓了抓自己油腻腻的头发。
“已经快三十个小时了，绑匪还没提出赎回肉票的条件吗？”
有人摇了摇头, “没有, 刘阳的邮箱再没动静了。”
“×他娘的全家！”
沈遵狠狠地一拍桌子。
但凡有点儿经验的刑警都知道，那种只为求财的绑匪, 一般会在肉票到手之后, 迅速转移到他们认为安全的地方, 然后联系被绑者家属, 提出赎金要求。
一般这个时限，常常会在三到五小时以内，即便是比较长的，也大约是在二十四小时以内。
而那些迟迟不提出赎金要求，反而反反复复寄送伤害受害者的证据，从而向受害者家属施压的绑匪，则通常分为三类。
第一类是被受害者家属激怒，觉得他们“不听话”，因而要加大恐吓的力度以显示自己的权威性；第二类则是反社会人格者，籍由伤害、虐打、威胁无法反抗的人获得兴奋和自我满足；第三类则是和受害者或者家属有私人恩怨的，才在得手之后，非但不急着要钱，反而要通过不停地折磨受害者以报心中怨恨。
“刘阳和王庭兰两夫妻那儿，有没有问出什么线索来？”
沈遵一口喝干一只纸杯里凉透了的黑咖啡，瞪着通红的双眼，给留守在刘家别墅的警官拨去电话。
“没有。”
警官哑着嗓子，声音里充满了疲惫：“他们看了那两张素描图，都说没见过图上的男人，而且他们俩想来想去也没想起认识那么一个右手背上有烫伤的人。”
警员说着，站起身，往无人处走了几步，拉开一段距离之后，才压低声音回答：
“至于说刘阳他们得罪过的人，这名单可就有点儿太长了，光那俩夫妻自己琢磨出来恨不得搞死他们一家的，就有十七八个人，而且不少都是有头有脸的大人物，一个个排除下来，没个十天半个月那肯定弄不完。”
沈遵原本想从第三个可能性入手，从私人恩怨方面找到最有可能策划这起绑架案的嫌疑人，但听到同事的回答，就知道这路线怕是一时半会儿的走不通了。
“头儿，技术组的张警官过来了！”
就在这时，会议室的大门被人推开，一个年轻警员领着另外一个身穿湛蓝色技术组制服的中年人，快步走了进来。
“嘿，老张！”
沈遵转过头，一看来人，立刻跟装了弹簧似地弹了起来，“等你们很久了，快坐！”
姓张的中年警官不客气地一屁股坐到在沈遵旁边，几张打印出来的A4文件往桌上一拍，“我给你讲讲绑匪寄来的那音频的鉴定结果。”
他省去一切开场白，直接切入重点：“长话短说，咱直接说结论，那就是，我们在音频里分离出了四个人的声音。”
这位张姓的中年警官是局里技术组的组长，跟沈遵是老搭档了，自然了解对方的办事风格，于是翻开自己带来的资料的最后一页，直接让沈遵看鉴定结果。
“背景音还在分析中，但可以确定，除了被绑架的刘云霄之外，起码还有三个成年男人的声音。”
沈遵问道：“也就是说，绑架犯起码有三个人？”
“对。”
张警官点头，把资料往前翻了两页，“在毒打刘云霄的，是这个声纹编号为1的男人。他一边打一边谩骂，频率波形较高，声音高亢而且情绪激动，年纪应该不算大，我们推算应该是二十到四十岁年龄段的人。”
说着他指了指编号为2的一行声纹：“这个人在音频里说话声音较小，距离录音器材放置的距离也相对较远，采样杂音较多，在五分零七秒的音频里，曾经三次劝说绑匪1号‘别打了’。”
看到沈遵点头，张警官又点着最后一个编号为3的分析条目说道：
“至于这最后一个，则在音频倒数第四秒的时候讲了一句话，因为和小孩儿的惨叫混杂在一起，不太好分辨，但约莫应该是‘吵死人了，闭嘴’，声音听起来很嘶哑，年纪也应该比1号嫌犯要年长一些。”
“好！谢谢！辛苦你们了！”
沈遵用力拍了拍张警官的肩膀，站起身，一边给下属们拨电话，一边回头对技术组的头儿交代道：“继续分析背景音，尽量找到更多线索！”
就在两人说话的时候，负责联络的警员面前的电话响了起来，年轻的女警接起电话，几秒之后，脸色骤变，她移开话筒，回头朝他们的头儿高声喊道：“沈队长，嫌疑犯驾驶的那辆白色面包车找到了！！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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